1994年9月初的那个午后，阳光还带着夏末的燥热。我肩扛母亲连夜打好的铺盖卷，站在村口的泡桐树下等车。铺盖用花布单子裹着，里面是新拆洗的被褥，母亲在被褥里塞了五个煮鸡蛋和两个红苹果。

  母亲撩起蓝布衫衣襟擦拭眼角泛起的泪花，不停地絮叨：“到了单位就给家里写信，上班做事要踏实，待人要诚恳。”

  二十岁出头的年纪，心里装的是山外未知的世界。那条通往上班地点的路，在我想象中闪着光。

  有点斑驳掉漆的旧客车到了，我把铺盖放在车顶的行李架上后，到车里坐定。车开动时，我探出头挥手，母亲也跟着车走了几步，然后站定了，目送我远行。车在盘山公路上迂回前进。当客车行驶到青龙口，即将翻过山梁时，我探头回望，看到母亲还站在原地未动。那一瞬间，泪水一下涌了出来。

  三十年后的这个午后，阳光透过车窗，落在儿子的西装上。他母亲正替他整理上班用的生活用品和文件包。“到了单位，眼里要有活。”她说着，手指抚过西装的肩线，“少说话，多做事。”儿子点点头，有些不自在地扭了扭脖子。

  我开车送他去单位报到。车里很安静，只有导航偶尔提示路况。后视镜里，儿子望着窗外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刚买的文件包。单位大院到了。铁门里，办公楼肃立着，玻璃幕墙反射着澄澈的阳光。儿子下车时，我注意到他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  “爸，妈，我去了。”他转身走向大门，步子迈得很大，背挺得笔直。阳光照在他身上，西装泛起一层淡淡的蓝光。就在他踏进单位大门的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十年前的山路，那个扛着铺盖卷的年轻人，那个站在泡桐树下久久不肯离去的身影。

  两个身影在这一刻重叠了。儿子就像当年的我，独自一人前行。我们都懂得，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。

  而我，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站在村口的心情，那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庄严的交付。她把期盼，都交付给了远方的路。如今，轮到我站在这里，把同样的期盼交付给下一程。

  生命就是这样，在一程又一程的目送里，完成着最朴素的传承。每一个背影都会成为目送者，每一个目送者都曾是被目送的背影。当儿子消失在单位办公楼的门厅里，我忽然明白：所谓父子一场，就是你把行囊交给他，目送他走向母亲曾经眺望过的远方。（冯玉国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