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上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时，已是深夜，窗外河北石雄铁路项目部办公区依然亮着几盏孤灯。远处工地上的机械暂时静默下来，耳边却仿佛仍有风穿过大兴安岭白桦林的声音。

  这部荣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，以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，讲述了鄂温克这个少数民族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挤压下，跨越近一个世纪的生存史诗与文化变迁。迟子建用简约而精妙的语言，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、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。全书分为“清晨”“正午”“黄昏”以及尾声“半个月亮”，恰如一部田园交响曲的四个乐章。2019年，这部作品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获奖评语称其为“一部风格鲜明、意境深远、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上乘之作”。

  书中的鄂温克人逐驯鹿而居，与风雪为伴。他们从贝加尔湖畔迁徙至额尔古纳河右岸，在苍茫的大兴安岭丛林中守护着自己的文明与信仰。鄂温克人信奉万物有灵，敬畏自然。他们从不随意砍伐一棵活着的树，从不伤害一头怀孕的驯鹿。这种对自然的敬畏，让我想起了在项目部见到的另一种“敬畏”——对职业的敬畏。负责内业的姐姐，各类台账永远做得一丝不苟，无论外界多么喧嚣，她总能把千头万绪的数据梳理得清清楚楚。她让我明白，党建部和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不是“打杂”：我们发出的每一份通知、核对的每一笔台账、撰写的每一篇简报，都在维系着项目运转的秩序——就像鄂温克人守护着丛林的平衡。

  那一刻我忽然发现，那片苍茫的原始森林，与我们脚下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的工地，竟有着如此相似的精神底色。

  书中有句话：“世界上没有哪条路是平的，就像没有哪条河流是直的。”这句话放在工地同样适用。我曾以为键盘声和电话声只是枯燥的背景音，直到一个赶材料的深夜——电话声如急促的鼓点，键盘声如连绵的急雨。当材料在凌晨发出并得到肯定时，我突然顿悟：如果说技术人员是在大地上开路的猎人，那综合办公室人员就是运筹帷幄的中枢。我们用文字、数据和协调，为项目搭建了无形的钢筋骨架。

  书中的叙述者说：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岁了。”她是鄂温克部落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，是这个部落的“眼睛和记忆”。她不是最强壮的猎人，却是部落历史的承载者——记录着驯鹿的迁徙路线，铭记着篝火旁传唱的歌谣，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与死。

  这个“记录者”的身份，让我看到了自己。作为一名中铁上海局四公司从事党群和青年工作的员工，我何尝不是工程项目的“记录者”？鄂温克人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部落的记忆，我们用文字、影像和故事，记录着一个工程从无到有的全过程。从项目破土动工到桥梁合龙贯通，从第一根桩基到最后一公里路面——那些沾着泥土的数据、带着汗水的故事，经由我们的笔端，变成了档案、简报、通讯稿，变成了这个时代留给未来的坐标。

  迟子建在书中写道：“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的。”对于我们而言，也许不会像一线建设者那样，亲手将一座大桥架在云端、把一条隧道穿透大山。但当我们把沾着泥土的数据整理成册，把带着汗水的故事写成文字，我们也为这个工程、为这个时代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坐标。

  书中还写道，鄂温克的幼鹿第一次独自面对风雪时，总会有经验丰富的老人在不远处默默守护。这让我想起刚参加工作时青涩的自己。面对繁杂的党建和宣传工作和团委事务的千头万绪，我常感无力，像极了在风雪中迷失方向的幼鹿。是我的结对导师、项目书记，在无数个深夜为我拨开迷雾。他白天在现场带班，深夜才脱下沾满泥土的安全帽，对着我写的简报逐字批改：“逻辑需理顺”“用词需斟酌”“感情要克制”。那些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就像书中守护鹿群的老人在风雪中稳稳托住一头幼鹿——不张扬，却承载着一个新人的全部迷茫。

  如今，我也开始带着新入职的年轻人写稿、做策划。看着他们从无从下笔到从容落笔，从手足无措到独当一面，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这种传承，与鄂温克老人将部落的歌谣一代代传唱下去，何其相似。

  鄂温克人的荒原无言，但他们的歌声与传说代代相传；我们的工地无言，但记录者有声。作为党建工作者和团干部，我深知自己肩上的不仅是文字的责任，更是凝聚人心、传递温度的责任。我们要让每一个在一线挥洒汗水的建设者被看见，让每一份在异乡坚守的青春被铭记。这，就是我们在幕后，写给大地、写给时代最深情的告白。

  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风，吹过了不止百年。而我们工地上的故事，现在才刚刚开始。（胡育松）